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现行宪法第五修正案健全了宪法实施机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修正案组建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加强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完善了宪法法律解释程序，设立了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宪法实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国安法实施已有一年，其立法意图、制度正当性、机构配置与执法能力以及在规范上与香港普通法及司法机制的整合，正在有序且有效地展开。国安法对症下药，精准打击反中乱港势力，推动香港法治与市民社会秩序的内在检讨和调适，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最基本的秩序条件和人心认同。
国安法成为一国两制范畴最具保护性的法律，正日益深入香港社会细节与人心底层。其二，国安法用于治理街头民主乱象，对包括支联会、民阵等在内的涉嫌颠覆性活动的组织产生强大的制度威慑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维护法治底线，推动香港民主习惯的法治调适。其二，将2014年白皮书之全面管治权法理以及中央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两权结合原则落到实处，基本扭转了香港本地法理学的完全自治预设及其误导性影响。这是一部具有显著保护性的法律，其保护功能首先指向国家安全，其次指向香港公共安全与市民自由。国安法实现了若干关键性的观念与制度突破： 其一，以垂直立法形式实现了香港日常治理中的国家权力进场和在场，弥补了基本法秩序原来局限于国家间接治理和紧急状态治理的宪制漏洞，建构了有机统一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其四，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及危害国家安全保持法律上的高压态势，并保留驻港国安公署直接管辖的余地，最大限度清理外部势力在港组织网络及其与本地势力的勾结活动能力。在一国两制立法史上，香港国安法是石破天惊的，对重塑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改良香港管治秩序意义重大。要把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任何法治形态的基本要义;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破坏法治的最大危险在一般情况下都来自公共权力;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
因此，需要建立坚固的体制障碍和制度隔离，使任何干扰都无法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举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协调、统一起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要按照法定的权限举事，不得超越或变相超越本机关或本职位的职权范围，不得随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即使目的正当也不得在法外行使权力;要按照法定的条件处事，不得曲解法定的条件行使职权，也不得随意变更法定的条件行使职权，更不得无视法定的条件行使职权;要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事，不得任意减损或增加法定的步骤和方式，不得随意颠倒法定程序的顺序，不得无视法律的形式或标准，不得随意违背法律的期间规定和时间要求;要按照证据规则定事，对事件进行定性必须满足法定的事实要件，认定事实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所运用的证据材料必须合法客观并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要按照正当合理原则办事，不得受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的干扰或拒绝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不得违反比例原则及合目的性、合正义性之原则;不得滥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权以及实体或程序的自由裁量权。人民论坛 2012-11-26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 执政为民 。
为了保证法律规范的质量和提升立法科学化的水平，应当进一步改善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提高立法程序正当化水平，构建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前置制度，建立辩论机制，优化协商制度，提升立法技术，规范立法形式，确定法律规范的实质与形式标准，设立法律规范的事前或事后的审查过滤机制，构建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完善法律修改和废止制度等等。要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不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理念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些理念既是法治所承载的道德人文价值，也是法治得以被信仰的基本条件。
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执政党对六十多年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首先，要认真研究如何使法律规范本身具有可实施性，不具有实施可能性的法律规范无疑会加大实施成本，甚至即使执法司法人员费尽心机也难以实现。国民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比知法懂法更重要 一个人如果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信仰，知法、懂法不仅无助于法律的实施与遵守，反而会为其规避法律创造条件。要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建构充分、良善且体现民主精神的法律规范供给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充分的规范供给。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规则治理上下功夫，在中国特色上费心力，在加快建设上用力气，在全面推进上做文章，在有效治理上见成效。当然，在国民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咨询意识的基础上，鼓励国民多懂得法律知识也值得提倡，但一方面要注意普法的成本和效益，另一方面要提醒国民注意避免一知半解运用法律的风险。又次，要研究法律实施的环境因素，并为法律实施创造必要的执法和司法环境。要实现公正，除了司法人员的优良素质和高度自律之外，还必须通过设立具有高度正当性的程序，通过赋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充分的程序权利，通过科学、有效且符合司法规律的管理，通过有效而理性的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等等，以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以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
二是遇有矛盾和纠纷，养成咨询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习惯，而不是凭着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去实施法律行为(有时反而风险更大)。教育民众学法、知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民众尊法和守法。
事实上，即使是从事法律专业的人，也很难熟知所有的法律规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
因此，与其花巨大的成本去向国民灌输法律知识，不如通过大量公开的执法和司法典型案例使国民树立尊法和守法的意识;与其让每个人都全面地知法懂法，不如将资源用来培养大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普通民众提供及时、廉价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司法不中立便无法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和接受;而司法的中立必须以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并有足够的能力抗拒任何形式的干扰为条件要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不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理念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些理念既是法治所承载的道德人文价值，也是法治得以被信仰的基本条件。为了保证法律规范的质量和提升立法科学化的水平，应当进一步改善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提高立法程序正当化水平，构建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前置制度，建立辩论机制，优化协商制度，提升立法技术，规范立法形式，确定法律规范的实质与形式标准，设立法律规范的事前或事后的审查过滤机制，构建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完善法律修改和废止制度等等。要按照法定的权限举事，不得超越或变相超越本机关或本职位的职权范围，不得随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即使目的正当也不得在法外行使权力;要按照法定的条件处事，不得曲解法定的条件行使职权，也不得随意变更法定的条件行使职权，更不得无视法定的条件行使职权;要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事，不得任意减损或增加法定的步骤和方式，不得随意颠倒法定程序的顺序，不得无视法律的形式或标准，不得随意违背法律的期间规定和时间要求;要按照证据规则定事，对事件进行定性必须满足法定的事实要件，认定事实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所运用的证据材料必须合法客观并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要按照正当合理原则办事，不得受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的干扰或拒绝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不得违反比例原则及合目的性、合正义性之原则;不得滥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权以及实体或程序的自由裁量权。要用系统工程学的观念看待并建构法律实施系统 法律实施与严格执法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次，要研究法律实施所必需的体制以及法律设施，国家必须为法律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体制、设施与物质保障。要实现公正，除了司法人员的优良素质和高度自律之外，还必须通过设立具有高度正当性的程序，通过赋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充分的程序权利，通过科学、有效且符合司法规律的管理，通过有效而理性的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等等，以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以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
有效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要科学配置权力，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要规范权力的运行，为权力的运行设定明确的范围、条件、程序和界限;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为权力的行使设定正当目的及合理基准与要求;要严格对权力的监督，使违法或不正当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及时有效纠正;要健全权益恢复机制，使受公共权力侵害的私益得到及时赔偿或补偿。对于一般国民来说，以下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恪守道德底线，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法律乃道德之底线，绝大多数法律规范乃道德原则衍生或折冲之产物;道德规范不容，一般为法所禁止(尽管不可画等号);道德规范容许，一般为法所不禁。
三者的有机统一，不仅反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而且体现了政党与国家和人民之关系的基本准则。将这些理念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并将其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不仅人为地剥夺了社会主义的话语权，而且为渊驱鱼地造就了资本主义人文道德优势。
然而，独立性并不是公正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要把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任何法治形态的基本要义;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破坏法治的最大危险在一般情况下都来自公共权力;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要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建构充分、良善且体现民主精神的法律规范供给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充分的规范供给。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凸显了党中央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高度重视。
当然，在国民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咨询意识的基础上，鼓励国民多懂得法律知识也值得提倡，但一方面要注意普法的成本和效益，另一方面要提醒国民注意避免一知半解运用法律的风险。二是遇有矛盾和纠纷，养成咨询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习惯，而不是凭着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去实施法律行为(有时反而风险更大)。
司法不中立便无法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和接受;而司法的中立必须以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并有足够的能力抗拒任何形式的干扰为条件。教育民众学法、知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民众尊法和守法。
要进一步凸显法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将法治建设作为政治建设的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应当进一步凸显法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因此，要特别注意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实施资源的配套性、法律规范本身的可接受性以及法律规范自我实现的动力与能力。
再次，要认真研究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执法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与能力，要为法律实施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与养成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制。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一要在广泛上做文章：不仅要保护人民私法上的权利，而且要保护人民公法上的权利;不仅要承认国民的法定权利，而且要承认国民的基本人权与正当利益;不仅要不断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要不断扩大国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权利;不仅要强化对自由权的保护，而且要强化对平等权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当代人的权利，而且要保护子孙后代的权利。在中国，对司法的干扰，不仅来自金钱和权力，而且来自人情和关系，这种国情和现实，使中国的司法所面临的干扰风险非常之大。二要在保证上下功夫：一要为权利的行使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二要使每项权利相应的义务或职责具有对应支持;三要有效防止权利遭受公共权力的侵害;四要切实保障权利的平等行使;五要健全权利受损的救济机制。
国民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比知法懂法更重要 一个人如果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信仰，知法、懂法不仅无助于法律的实施与遵守，反而会为其规避法律创造条件。要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创造体制条件，并设置高度正当的司法程序 司法的性质、功能和使命，要求司法主体必须具有中立性。
将这些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又使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其它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兼容性，从而形成交流沟通与和平共处的条件和桥梁;既使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又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全社会倡导这些理念，不仅有利于使法治的基本价值得以在中国大地生根，而且有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不仅为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规则治理创造条件，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最后，要研究如何克服法律实施的阻碍和阻力，有针对性地进行程序设计、制度预防和机制阻隔，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必要把排除人情、关系、金钱、权力对法律实施的干扰作为重点整治内容。
这是因为：只有将人民的正当的利益、要求、愿望和诉求权利化，才能使执政为民转变成公权力机关具体的法定职责，才能使人民的正当要求、愿望和诉求转变成一种具有法律程序保护的请求权，才能使为人民服务走上公开、透明、公平、可持续之路，才能使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法治的保障和司法的救济。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推动发展，也不论是化解矛盾还是维护稳定，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都应当以法治思维进行谋划和决策，都必须以法治方式进行决断和处理。
